被怀疑藏有设备的鞋子。2023年11月3日，何均穿着这双鞋出庭。网络截图
成都男子地铁被疑事件，缘起于2023年6月11日。当事人何均（化名）在微博长文自述其在地铁被怀疑鞋面藏小型拍摄设备，后被地铁安全员架至站台处，单脚脱鞋脱袜站立，被往来人群观看。
何均认为这一过程就像人生的一道阴影。为此，他历经周折，将两名涉事女子和成都地铁方诉至法院，要求公开赔礼道歉和经济赔偿。该事件发生在川大女生诬告农民工后一周，因而备受关注。
事件发生近半年后，2023年11月3日，何均诉两名女子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在成都铁路运输第一法院开庭审理。当日庭审持续两个半小时，没有当庭宣判。何均在微博称，自己在庭审时回忆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内心仍然很难受，必须不断地克制自己的情绪。
何均的代理律师刘丹则提到，“抛开男性、女性问题，任何一个人面对自身权益受到威胁时，都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刘丹说，他理解涉事女子怀疑遭遇的时候勇敢站出来的行为；但是有这样的权利，也应该承担对应的义务，发现是一场误会后，涉事女子应该主动积极地道歉。
对于事发经过，何均在不同场合讲述过多次。第一次，何均按照自己的回忆，在微博撰写了长文讲述，并始终将这一文章在微博置顶。案件进入调查取证阶段后，何均根据监控视频、执法记录仪的内容，对部分细节又做了补充修正，逐步更新在微博上。
2023年6月11日，何均从成都犀浦乘坐地铁回家，行至火车南站时，有两名女生称看到其鞋面闪烁绿光，怀疑他。根据同车厢乘客提供的录像，两名女生指着他的鞋子说，“它在闪，它不是在反光，它是在闪”“我们拍的时候，他就把它关了”。
该车厢的列车安全员赶来后，何均依照女生要求，当众脱鞋，列车安全员及两名女生查看后，未曾发现摄像头。
何均在开庭前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这一过程中，列车上所有人的目光突然都集中到他身上，有人特意探出头看，还有人用手机在拍，这已经让他感到不适。
另一处让他感到不适的地方则是到了车站，安全员和站内乘务员安排他靠墙站立，并将右脚鞋子脱下来。何均说，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与站台连接的公开场所，乘客来来往往，都能看到他右脚脱鞋、脱袜后站在墙边。
“我认为这个事情没有定性，我当时只是一个有嫌疑的人，那么也应该考虑到降低一些影响，比如说把我带到一个人少的地方，或者是拿个东西把我挡一下，我是这样想的”，何均认为这是成都地铁做法欠妥之处。
何均的代理律师刘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追加成都地铁作为被告，正是因为成都地铁方存在扩大损害的问题。地铁安全员的确没有强制何均脱鞋、搜身行为，但是初步查看其没有之后，可优先考虑找到一处办公室，让两方坐下来协商，等警察来。刘丹说，在案件中，报警也是何均主动提出的。
警察脱下何均的鞋子进行全方位检查后，确认不存在摄像头。警察还拿出地铁同位置拍摄的还原视频，猜测是两侧广告牌照在鞋子亮面，折射出绿光。在警方调解后，两名女生给何均道歉。
何均对这一道歉并不满意。他说，根据事后查看的执法记录仪视频内容，年龄稍长的女生说“帅哥对不起”，年龄较小的女生紧接着说“我们冤枉你了”。“那句话全程不超过两秒”，何均称，她们是戴着口罩说的，听不清。
在何均事后记录的长文里，当时警方的调解仍在继续，女生强调自己是为大众发声，避免其他人隐私被侵害，而何均则强调两名女生是以“吃瓜”的心态，给朋友讲见闻。
此事距离川大女生在网上诬告农民工大叔事件不久，何均表示没想到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她们道歉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就已经下了决心（维权）了”，何均说，次日他主动将这一经历发到网上，主题为“我在成都地铁被诬告鞋面装摄像头”，希望记录自己维权进展，同时希望能够通过网络找到同车厢的目击者。该帖子迅速引起关注。
何均的维权过程并不顺利。起初，何均未能找到现场的视频等证据证明发生地，这导致没办法在法院立案调查取证。几经周折，一位同车厢的男士提供了签字证明，说明成都地铁一号线日得以正式立案。后续取证时，成都地铁方告知站台的监控设备损坏，该段视频缺失。9月27日，何均在与律师沟通后，在起诉案件中追加成都地铁为被告，事由主要是成都地铁涉嫌违约和侵权。
虽然有网友要求“严惩”，但发布这一经历6个月以来，何均并未在网上透露两名女生样貌、姓名等隐私信息。他不支持“以暴制暴”的方式，“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也一直在呼吁媒体、网友不要去（诋毁、网暴对方）”。
广东知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雅清曾代理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她认为，两位涉事女士前期怀疑有人，找到地铁安全员介入查证，本身并无问题。在一些指控性骚扰的场景下，寻找第三方介入有利于纠纷的解决。
关键在于事实澄清后，这位男士为配合调查付出了时间精力，在公开场合被审视，“他的感受是糟糕的”。因此，要求获得道歉、解释是必要的，合情合理。“这个案子里的女生核心问题就在于最后没有解释、道歉的过程。”
另一方面，丁雅清认为成都地铁的列车安全员不具备执法权，其行为在其中也许不够妥当。“我注意到当事人的说法是安全员是架着他走的”，丁雅清说，这就涉及安全员是否超越其职权进行搜查等。她建议地铁等易出现性骚扰指控的场合，应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比如出现这类指控的时候怎么样应对，工作人员的职权范围是什么、如何安抚双方等等。
她认为，在公共场合遇到性骚扰指控的应对措施，可以类比乘客在地铁上、公交车上遭遇偷盗——找第三方，找有执法权的警方，不需要上升至男女差异、性别对立的问题。
丁雅清分析，一般人格权的侵权案件，法律规定要承担的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目前何均的诉求之一是公开道歉，但公开的范围是指在事件发生地还是微博等社会化媒体，面对哪些人公开等，还要看庭审情况。
刘丹表示，由于案件不公开审理，公开道歉的形式不便透露，“但一定得是公开的，因为侵权时也是公开的，道歉也应该公开”。当天庭审后，刘丹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庭上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对方也提供了立得住的论据，他对判决预期并不是很高。
